中国人很聪明，为什么现代科学却起源于西方？

千姿百态

中国人很聪明，为什么现代科学却起源于西方？
原文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87050508

大力水手

伽利略1613年就发表了论太阳黑子，里面详细讲述了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到的全部金星相位。而此时的中国是明朝万历四十一年，明律规定民间不允许有观天的行为出现，只有朝廷设立的钦天监有观天象的权利。因为观天象不是科学，是zz行为。

卡卡

如果西方敌对势力全部消失，你猜是社会是退回中世纪还是进步到共产主义？

队长是我

很多常见的解答都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了古代政权压制异端思想的行政效率。
哪怕是在行政效率远超古代的今天，贵乎上照样一大把赢麻党呼来喝去。我们怎么可能指望连农民想起义、将领想叛乱、权臣想政变的想法都压制不了的古代，能扼杀近代科学的思想火苗？
祖冲之父子并没有因为计算出球体积公式而被主流社会排挤，王文素也没有因为用导数求高次方程而被儒家权威斥为异端而遭迫害。之所以中国（以及除近代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本土具有科学色彩的思想没有引发现代科学，是因为没有产生必须由现代科学来不可替代地满足的社会需求
那么什么条件下，才会产生出必须由现代科学来满足的社会需求，从而引发现代科学革命呢？其实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问题，历代社会学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角度的论述。总而言之，欧洲之所以能够诞生出现代科学，是一系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实因素具有一定偶然性，阴差阳错、激烈碰撞的结果
我们首先把目光回到14世纪，那个时代欧洲发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黑死病
黑死病蔓延的具体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我们只需要记住它杀死了欧洲将近一半的人口，并带来了三个影响深远的后果：

• 农奴制的崩溃
  
• 封建制度的崩溃
  
• 天主教会权威的崩溃
  

由于大量人口死亡，农奴制和封建制赖以存续的社会基础难以存在：地主们损失惨重，而商人和金融家则相对较快地恢复了元气，填补了地主们的生态位；与此同时封建领主们遭到了沉重打击，权力慢慢地呈现向以国王为代表的的中央集中的趋势。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化的早期民族国家，从15世纪开始，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逐渐在西欧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罹患疾病的人们发现无论自己多么虔诚地祈祷，也无法获得上帝的庇佑，再加上天主教会“赎罪券”等措施大失人心，导致黑死病疫情后，天主教会的公信力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宗教改革逐渐酝酿
社会学家们从多角度分析了该历史背景下，西欧诞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一、宗教角度

仿照马克思·韦伯的思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研究了新教伦理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认为是新教伦理催化了现代科学革命。他的理由如下[1]：

• 在新教的宗教体系中，由个人直接赞颂上帝（而不是经过教会）是不受挑战的公理，而研究自然是赞颂上帝的有效手段。在此观念影响下，研究自然成为了时尚潮流
  
• 功利主义是新教徒普遍奉行的价值标准，根据这个原则，观念的合理性应该按照其有用性来评价，只要是能改善物质生活的行为在上帝眼中都是善行。正是这种入世的教规为科学研究活动创造了社会氛围
  

伯特·金·默顿（1910-2003），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代表作《科学社会学》

二、资本主义角度

和直觉相反，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通过对哥白尼革命的考察，认为文艺复兴和新教伦理，对科学革命起到的是阻碍作用。真正推动科学革命的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需求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在科学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

首先来看为什么文艺复兴和新教伦理阻碍了科学革命
中学历史课本中学过，文艺复兴的重要思想核心是人文主义，而在人文主义者眼中，研究天体、动物的本性对改善人的生活无益（是不是有种“儒家思想压制科技创新”那味儿了？），唯一重要的是研究人自身。因此，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垄断，让科学革命被推迟了很长时间[2]
紧随其后的宗教改革同样没能带动科学创新，这是因为新教比天主教更加反对哥白尼革命。路德和加尔文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希望回归纯朴的基督教，就像耶稣时代那样。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坚持按照圣经字面意义，反对任何隐喻和过多解释。而按照这种的观念，如果如哥白尼所言，地球仅仅是宇宙中的一颗恒星之一的话，人的堕落与救赎的故事作为基督教的重要支柱如何保留？如果宇宙中还有和地球一样的球体，上帝的善必然使它们也有人居住，但是如果其他行星上也有人的话，他们怎么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怎么会遗传有原罪呢？等等[3]
因此，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不是引发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因素。托马斯·库恩将关注点放到了资本主义上：
商人们为了追逐资本而引发的大航海时代，极大增加了对制图和航海技术的需求。谁掌握了最新的的科技，谁就能获得最高的利润。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求的刺激下，用于导航的天文学首当其冲地成为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引领学科[4]
三、中央集权角度

还是托马斯·库恩，他同样指出了西欧近代中央集权化的早期民族国家带来的对近代科学需求：行政单位由碎片化的封建领土，变成了统一的帝国疆域，其行政机构不断扩大激励着统治者制定一个有效统一的历法。对历法改革的需求同样刺激了天文学的发展，最终天文学的变革引发了后续的科学革命[5]
四、综合角度

尽管没有在本人著作直接提及现代科学产生的原因，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开创的权力哲学，里面涉及到知识与权力的论述，同样可以作为论述该问题的方法论参考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在权力哲学领域影响极为深远，影响了后世诸多社会学家。代表作《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以医学等学科为例，描述了权力如何贯穿在人类知识发展的始终。福柯提醒着我们：知识与权力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认为的互不相干的，知识从来都不是纯洁无瑕的，而是离不开权力的形塑的。通过权力的视角，综合前文提到的三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到：现代科学革命发生在西欧，不过是宗教、资本、政治等权力互相角逐的结果。并没有什么“民族性”，也和智商无关，只是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因果碰撞。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现代科学？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理出，如果中国想要按照西方的路径诞生现代科学，走过的路径应该是这样的：
某事件带来人口大量减少 佃农制经济崩溃、儒家思想崩溃商人阶级和新的思想填补了生态位新的生态位带来了对现代科学巨大的社会需求现代科学诞生
显然，尽管中国早早完成了中央集权化，但中国历史仍然没有完整经历过这个过程，最多只是经历过上述过程的几个片段
这才是中国没有出现现代科学的原因

卡卡

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1883年《为纯科学呼吁》[1]

感恩由您

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茵茵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楞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我在山东老家插过两年队，什么活都干过。七四年的春夏之交，天还没有亮，我就被一阵哇哇乱叫的有线广播声吵起来了。这种哇哇的声音提醒我们，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然后我紧紧裤腰带，推起独轮车，给地里送粪。独轮车很不容易叫我想起现在是电子时代。俗话说得好，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我们老家的人就认这个理。独轮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在各种糟糕的路上走，绕过各种坑和石头；坏处在于它极难操纵，很容易连人带车一起翻掉。我们老家的人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举例来说，有人可以把车推过门槛，有人可以把它推上台阶。但不管技巧有多高，还是免不了栽跟头，而且总造成鼻青脸肿的后果。现在我想，与其在车技上下苦功，还不如把路修修--我在欧洲游玩时，发现那边的乡间道路极为美好--但这件事就是没人干。不要说田间的路，就是村里的路也很糟，说不清是路还是坑。
我们老家那些地都在山上。下乡时我带了几双布鞋，全是送粪时穿坏的。整双鞋像新的一样，只是后跟豁开了。我的脚脖子经常抽筋，现在做梦梦到推粪上山，还是要抽筋。而且那些粪也不过是美其名为粪，实则是些垫猪圈的土，学大寨时要凑上报数字，常常刚垫上就挖出来，猪还来不及在上面排泄呢……我去起圈时，猪老诧异地看着我。假如它会说话，肯定要问问我：抽什么疯呢？有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猪看成笨蛋，这是不能忍受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绝不可能把一车粪推上山--坡道太陡，空手走都有点喘。实际上山边上有人在接应：小车推到坡道上，就有人用绳子套住，在前面拉，和两人之力，才能把车弄上山去。这省了我的劲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更笨了。这道理是这样的：这一车粪有一百公斤，我和小车加起来，也快有一百公斤了，为了送一百公斤的粪，饶上我这一百公斤已经很笨，现在又来了一个人，这就不止是一百公斤。刨去做无效功不算，有效功不过是送上去一些土，其中肥料的成分本属虚无缥缈……好在这些蠢事猪是看不到的；假如看到的话，不知它会怎么想：土里只要含有微量它老人家的粪尿，人就要不惜劳力送上高山--它会因此变成自大狂，甚至提出应该谁吃谁的问题……
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现在可以说说我是种什么人。在老家时，我和乡亲们相比，显得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当年我想的是：我得装出很能吃苦的样子，让村里的贫下中农觉得我是个好人，推荐我去上大学，跳出这个火坑……顺便说一句，我虽有这种卑鄙的想法，但没有得逞。大学还是我自己考上的。既然他们没有推荐我，我就可以说几句坦白的话，不算占了便宜又卖乖。村里的那些活，弄得人一会儿腰疼，一会儿腿疼，尤其是拔麦子，拔得手疼不已，简直和上刑没什么两样--十指连心嘛，干吗要用它们干这种受罪的事呢？当年我假装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坏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王小波）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第十二期《奥运会：更快更富更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