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良渚文化可以成为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实证，而同样具有丰富考古遗迹的仰韶文化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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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良渚文化可以成为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实证，而同样具有丰富考古遗迹的仰韶文化却不行？
原文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08414502

检验医师

良渚实证后世的中原文化陷在5000年前石器时代的歧途里。良渚像苏联一样解体淘汰的“君权玉授”，中原人捡走。百代皆行秦政法？百代皆信“权力拜玉教”。
首先看良渚为啥有现在这个地位？玉礼器。
儒家“克己复礼”的《周礼》以：圭、璧、璋、琮、琥、璜为祭祀天地四方的“六器”，外加用玉钺代表军权“奋起挥黄钺”。良渚的墓葬也有璧、琮、琥、璜四种玉礼器，外加玉钺。而且良渚玉礼器上的神徽，跟殷商的饕餮纹类同。如果仰韶在中原出土这些东西，早已被认定为王朝了，不用“跟吴越争正统”。
然后看玉礼器有什么功能？跟活人祭祀一起组成苏联式的谎言和暴力。
用玉器代表王权的仪式，尤其是秦汉的传国玉玺“君权玉授”，说明权力缺少公众授权过程，放一块玉做借口。而且王权还虚弱到必须有这个借口骗天下人忠诚于“假想的共同体”主动奉献，否则“弱势独裁”会陷入吃鸡大赛“礼崩乐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最后得到一种建立在欺骗、献祭、自我献祭上的虚假平衡，跟公有制“自愿合作”一样。  @林先生
为什么苏维埃政权会有那么多次的肃反和清洗？玉礼器的发展过程什么样？作为艺术品从红山文化传入江南，经过崧泽文化之后在良渚达到“权力与信仰的巅峰”，良渚文化像苏联一样解体之后在江南销声匿迹、各奔南北。
各位读者可以到上海看“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 ，注意江苏和上海的文物比良渚城的文物更多。还想继续弄清遗址本身情况的话，可以去一下崧泽、福泉山、马桥三个遗址博物馆。广富林遗址跟马桥相似，但展馆过度包装、看起来很累。苏州的几个遗址最重要，但保存和展览状态不佳。
展讯 | “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上博开展_发展_社会_遗址良渚被称为“早期国家”，不只靠一个城，还靠把江苏在同时期的同类遗址解释成“统治区域”、“广域王权”。尤其是从苏州城东到上海城西，遗址最为密集，分布、规模、形制、器物非常齐整。这个区域有若干个较高等级的土墩遗址：
草鞋山——苏州唯亭镇/阳澄湖边。
张陵山——苏州甪直镇/澄湖边。
赵陵山——昆山张浦镇。
福泉山——上海重固镇。
每个遗址都挨着一个近代的古镇，即苏州工业园区的街道办名称，遗址之间相距约10km。每个土墩的规模都在100m*100m*10m左右，包括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区和祭坛，相当于镇政府。总之，这些遗址在各方面都高度规整，呈现出类似城邦的“散装江苏”状态。
这些遗址在65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已经有栽培稻田、在6000年前的崧泽文化已经有代表财富和权力分化的玉器和初步堆筑土墩，在5300～45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代表性的大量高等级玉器，以及活人殉葬。
良渚具有代表性的神徽，起点也在张陵山，不在良渚城（早期的瑶山、全盛期的反山）。






良渚城位于太湖流域的西南角，远离发达的中心区，而且进入良渚文化时期才建立。最早的官井头遗址仅仅比5300年前的良渚城早一百多年。良渚文化之前这里是无人的沼泽、良渚文化之后这里回到无人的沼泽。
杭州良渚城在5300年前出现在偏僻的“C型盆地”里，这个由崧泽文化分家出来的暴发户孩子凭啥当上“首都”？
因为有矿。
做玉器的玉不是什么地方都有的，苏州到上海的平原区尤其缺石头。因此这一大片地区的玉必然来自某个特定的玉矿和作坊区。而良渚城西边有天目山，东边发现了中初鸣作坊区遗址。
既然整个太湖平原的玉器都来自一个地方、一个品牌，当然会拥有“统一的文化特征”。如果这叫做“广域王权首都”，那么“硅器时代”的台积电叫做中国首都、苹果总部叫做美国首都？
良渚城作为新兴的资源型工业城市很高级，但这些新贵并没有整套国家级的社会治理能力。良渚文化主要的社会结构仍然在苏州、上海、嘉兴这一片“散装江苏”。
玉器崇拜给“散装江苏”带来了什么？活人祭祀、父系社会、陶器文化风格变得刻板、以前可能存在的部落选举荡然无存，而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注意，不是“玉器奢侈浪费”。君权玉授破坏整个社会沟通授权机制的毒害大得多，比腐败和奢侈都严重，儒法社会向来避重就轻只谈后两者。
为什么苏维埃政权会有那么多次的肃反和清洗？
为什么东亚的文化作品都带有一股阴沉的气氛？这种状态在张陵山、赵陵山的一些描述里定性为“氏族部落濒临解体的时候人压迫人的状态”。
这不是早期国家起源的成功，而是早期国家起源的失败加上氏族部落的失败，双重失败。
良渚神徽在这些地方一座一座大墓里出现，所到之处活人殉葬，到了上海福泉山就结束了。赵陵山在良渚早期殉葬男青年像肃反，而福泉山在良渚晚期的男酋长用年轻女性殉葬。整个地区从停滞慢慢走向衰落，直到信仰崩塌，“苏联解体”。
良渚城的毁灭经常被归结为海侵，但苏州和上海那些聚落并没有毁灭。上海的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紧靠海岸冈身却完好无损，只是不再使用玉器。（即使海侵存在，也没有理由改变使用玉器的习俗，玉器消失只取决于人。）
没有了“客户”对玉器的需求，良渚城作为“圣地”的高贵地位不复存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不复存在。
信仰崩塌之后，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公有制下人人都不负责，组织动员能力不复存在，维护不了水坝。
没有了水坝，城周围的土地回到洪水滔天的沼泽。玉器换来的收入也永不再来，良渚变成废都无法重建。
良渚玉器在太湖流域消失，却传播到了周边各个地区，包括西边的石家河文化、北边的龙山文化，然后汇集到中原、夏商周。君权玉授用来忽悠人太方便了，一用就用了五千年。

长长的路

更新补充：2023年最新研究结论：
三星堆石锤属于华夏嫡系文明。
1、三星堆新一期考古研究，证实了三星堆文化源自仰韶。
2、复旦和剑桥联合发布了三星堆古人类的基因测序结果，来自于黄河中游的农耕人群。
三星堆不是汉人，因为他们是炎黄合流之前从仰韶分出来的，属于源自父系的堂兄弟。但三星堆属于华夏文明的嫡系和分支文明，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了。
以上两个新成果，可以自己去搜。
基于这些新的发现，正文中删除了将三星堆视为蛮夷被征服部落的内容。


1、饭可以乱吃，话可以乱说，但祖宗不宜乱认。
2、仰韶、大汶口和红山是同期同级别的文明，长江流域的良渚是个弟弟，就别吹了。
3、从分子人类学对最后集大成的龙山进行基因测序的结果看，汉人父系遗传多数来自仰韶，少数来自大汶口。
4、真实的历史上，东亚大地上并存了四系人类和他们代表的文明。西部人群o2系古羌人为基本盘的仰韶，东部人群n系东夷人为基本盘的大汶口，北方人群c系偏游牧的红山，南方人群各种o1系和d系矮黑人为基本盘的南方文明，此时的南方一片散沙，没有霸主，良渚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期间，大汶口文化向北消灭了北方人群的红山文化。
5、6000年前大洪水褪去，仰韶文化古羌人的轩辕黄帝部落开始从黄河上游东迁，先是在黄河中游的板泉，击败并同化了东夷人大汶口文化的炎帝部落，又在黄河下游的涿鹿，彻底击溃了东夷人主力，蚩尤部落，就此获得了整个中原的霸权。
6、涿鹿之战以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同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兼容并蓄的继承了仰韶和大汶口文化的龙山。从文化上看，龙山对仰韶和大汶口都有继承；从血脉上看，龙山的父系遗传主要来自仰韶，这是征服者的战争红利，母系遗传则大量吸收了大汶口，这是被征服者的命运。从此，炎黄合流，华夏文明的主干——源自汉藏语系古羌人，以仰韶为父，大汶口为母的华夏汉儿，正式从血脉和文化上成型，华夏文明从神话传说的洪荒时代，进入了尧舜禹的上古时代。
6、良渚仅仅是被祖先征服的异族文明。我们看待他们的心态，应该像当代匹兹堡白人居民去参观五大湖区曾经的霸主，易洛魁部落博物馆的心态：打卡，拍照，发朋友圈，惊叹真牛逼。然后转过头给自己儿子说，再牛逼的蛮夷，在我们的祖先面前，也不过是个渣渣。
7、故意搅混水的就不说了，这是心术不正的坏人。有些民科确实糊里糊涂的蠢人。明明是源自古羌人—仰韶—龙山这条主干的东亚大地征服者的后裔，明明白白的华夏汉儿，却为了一些毫无社会价值、情怀意义和私利可图的江南地域情节作祟，非要认一个被我们祖先淘汰掉的蛮夷当祖宗，吃饱了撑的。搞这研究的更是有毛病，良渚被你论证成了汉人的祖宗，浙大还能帮你争取个院士学阀不成？这种研究除了让亲者痛仇者快之外，有什么价值可言？
对得起那些为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而披荆斩棘、筚路蓝路的历代祖灵和先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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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寡欲

一般来说，往远古寻找某种话语权凭证是挤进中华或者文化不自信的特有现象。
所以良渚文化并不需要成为任何文明实证，因为民族从来不是固定不动的。
而且我发现，越是希望挤进中华的族群，越是喜欢吹捧中华文明，仿佛在假装中华没有被异族灭亡过。

卡卡

毫无疑问是良渚文化遗址所在的“江浙财阀”势力膨胀，依靠权势行“百越代汉”之举。这个答案足以满意了吧？
对于良渚文化所谓五千年历史证明的事件，长江以南基本没有太多质疑反对声音，所有的跳脚几乎都来自北方。无非就是该遗址不在中原/北方，它的存在和被首肯，让习惯了居高临下对南方人输出爹味主义，（秉承中原/北方地域本位主义历史一元崇拜论）的诺曼破了防。
诺曼大可以继续坚持地域本位主义，良渚名号被拿掉又如何？哪怕跟中华文明无关，它也是江浙地区的地域图腾，足以对冲历史一元崇拜文化下的诺曼爹味主义，为爹味主义在南方其他地区的怯魅做了示范。
都二十一世纪了，版图扩张到如此之大，诺曼的傲慢依然停留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时空，那片区域之中。

感恩由您

题干叙述是有问题的，首先需要澄清两点：

• 良渚古国本身属于仰韶文明（即赵辉所谓的“古国时代中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孤立地看待。
  
• 从文化整合、因素传承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国不但是仰韶文明的一部分，还是仰韶文明的中心。
  

在这里，所谓的“仰韶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早的阶段，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明，存在时间为3300BC-2500BC，延续了大概800年。如图1所示，目前已知的仰韶文明鼎盛时期（3300B.C.~2800B.C.）的城镇化区域（古国）的分布图：



图1. 仰韶文明鼎盛时期古国分布图

首先，从包括良渚古国在内的仰韶晚期诸古国的都邑规划来看，它们全部可以被称作“水城”。这些都邑的共同特征有二：
I. 都配备有大规模的环壕、运河系统；
II. 城市的防御、交通等核心功能主要依赖于治水工程。
因此，按照刘建国教授的定义，整个仰韶晚期阶段的中华文明可以被称为“治水文明”，良渚古国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代表。


寺墩遗址平面图。该遗址从崧泽文化晚期延续到良渚文化早中期，比“良渚古城”早了约500年，是 “良渚古国”的第一个都邑。其间水网纵横、人工台地（暗黄色部分）错落，呈现出一派水乡风韵。



“良渚古城”核心区的布局。从图中可以看出，“良渚古城”作为良渚古国的晚期都邑，可以说是一座水道穿梭的“人工巨岛”，水道交织成网，和外界的天然河道相连，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系统。刘斌、王宁远等人认为良渚古城的七座“水门”是城内外的主要通道，而南部的“陆门”仅有象征意义。



良渚古城核心区西侧水利系统的会意图示。图中可以看到山前长堤和平原低坝所围成的巨大人工湖，其面积超过了今天的杭州西湖。



良渚古城内钟家港古码头发现的巨型木构件。这样的巨型码头目前在良渚古城周围的卞家山、美人地也有发现，因此可以推测，大规模的码头设施应该在整个良渚遗址内普遍存在。考古学家何驽据此推测，良渚古城可能是整个良渚文化的商贸和水运中心，城内的船队甚至可能通过水网直接驶入东海并远航至整个华南沿海。



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平面布局。图中可以看到一条主河道贯穿遗址，相当于城市的“主干道”，而一圈宽阔的壕沟将整个城市的核心区围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屈家岭遗址的核心区（下图中粉色部分）本身就是一片江心小岛。核心区东部的绿色不规则线所围绕的区域就是附属于屈家岭遗址的水坝库区——熊家岭水库。



屈家岭遗址东侧熊家岭水利系统，由拦河坝封闭水流而形成库区，用于防洪、灌溉和交通。该水利系统的建设年代比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还要早，是仰韶晚期文明治水工程的又一典范之作。



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的复原图。该古城可以说是浸泡在巨泽之中的”人工岛群“。灰色的沟类堆积应当就是古河道。由此可见，石家河古城作为当时江汉地区的中心城市，与良渚古城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中暗黄色部分为石家河古城用于控制水流的拦水坝）在《天门石家河城址及水利系统的考古收获》一文中，方勤等人认为水坝的作用是收窄水流，调节城内的河道流向。



为石家河核心区——谭家岭古城壕沟内的木构遗存。在《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谭家岭遗址2011年的发掘》一文中，孟华平等人提出这些木构遗存应该是石家河古城内的水运码头构件。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该遗址为大汶口文化付庄类型（以及“颖水类型”）的中心遗址，在仰韶晚期晚期文明早段以及兴盛阶段，它可能在瓦解庙底沟文化、促成河洛古国“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遗址的核心区有一圈宽广的环壕。挖掘者朱光华在《永城王庄遗址发现环壕及叠葬墓群 》一文中指出，环壕的南侧和北侧均向外延伸，很可能贯穿整个遗址，并与自然河道相通，是整个遗址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同时，考古学家袁广阔等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的王庄遗址》中披露，从钻探结果来看，该遗址极有可能还存在一圈“外壕”。



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核心区平面图。考古学家顾万发认为该遗址是“河洛古国”的都城。它拥有三道环壕，并通过一条折尺形河道与与古黄河的河道相连，该折尺形河道应该就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并且可能配有码头设施。它很显然也是一个典型的“水城”。城内发现了天文彩陶以及”北斗九星“摆塑。



荥阳青台遗址。在仰韶晚期该遗址也拥有三道环壕。顾万发认为该遗址属于河洛古国中仅次于双槐树的二级城镇。图中所示的“第四壕”为龙山时代所开凿，与遗址关系不明。它的核心区即位于河岸边，很可能存在大规模的码头设施。它的形制与双槐树类似，环壕都是近圆形，聚核心区内也发现了天文彩陶以及”北斗九星“摆


南阳黄山遗址。该遗址有宽大的环壕围绕，有一条向南的主河道直通南部的独山玉矿，而分支河道则通向四面八方。在环壕西侧发现了明确的码头设施和人工运河。环壕内发现了大规模的制玉作坊、居住区和粮仓。考古学家一致认为，这是南阳盆地的一个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由以独山玉开采和制器加工为其主要的经济部门。因此，可以想见，这种依赖商业的聚落，也异常依赖水运。



南佐遗址核心区。南佐遗址核心区拥有复杂的壕沟系统，其布局甚至令人联想到南佐遗址可能处于某种“水网”地貌之中。壕沟系统不但是南佐遗址核心区的骨架和交通设施，而且壕沟内壁和底部在修建时也经过了精心夯筑，极尽奢华。



南佐遗址的所谓“外壕”（图右侧天蓝色线）。南佐遗址的挖掘者韩建业认为该沟渠遗址是南佐的外围壕沟，但是从南佐遗址的分布范围（黄色斑点）来看，它不大可能被如此大范围的壕沟所合围。该沟渠实际上更有可能是沟通南北两条冲沟（极有可能是古河道）的都市运河工程，目的强化南佐古城的交通枢纽地位。

那么，仰韶晚期的城市，为什么会普遍采用“水城”形制？答案可能是保持聚落的开放性，尽可能和外界进行交流。
在仰韶晚期，以黄河为中心的诸古国主要实施单纯的旱作农业，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古国主要实施单纯的稻作农业。因此，他们在经济基础上都具有某种脆弱性，独立生存的能力较差。但旱稻两个农业区在相互连通的情况下，又能够实现互补。这就给整个区域的一体化带来了基本需求。从考古发现的事实来看，也确实如此。其中，最为典型的发现就是南佐遗址出现的稻米遗存和跨区域产业链的证据。




南佐遗址的“全域产业链”。《从南佐遗址看甘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之三】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两篇文章披露了一些令人深思的发现——南佐出土的绿松石、朱砂等矿物进口自长江中下游；南佐的白陶烧制温度超过1000度，其原料为高岭土，进口自长江中下游；南佐的一些白陶衣为海洋结晶原料，很可能进口自山东沿海地区；而南佐出土的上百万粒稻谷，经过同位素分析，与当地所产的黍粟不同，很可能也是进口自长江中下游。这种遍及整个区域的稳定原料供应，之前被普遍认为是到了二里头时期才产生，而南佐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全域产业链在中华文明诞生之初即已存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