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体来说,在我所在的「临界」相关的领域,堪称开山之作的论文是 Per Bak 、汤超、 Kurt Wissenfeld 的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这篇文章 1987 年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文中提出了「沙堆模型」,影响了后续大量学科的发展。
这篇文章所暗示的意义,正如 Per Bak 在他的《大自然如何工作》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
这个理论的整合了之前的许多研究数据,也为之后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定下了基调。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无数研究者在这个框架下开展研究,发现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这两种自我构念的影响下,确实在认知、情绪、判断等各个层面上都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
这几年新兴的文化神经科学研究,更是把这方面的研究拓展到了大脑层面。比如北大的朱滢老师和韩世辉老师发现,中国人在思考母亲的时候,大脑的激活模式和思考自己时很像;西方人在思考母亲的时候,大脑的激活模式和则更接近于思考陌生人的时候(Neural basis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self-representation)。我也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种文化倾向与大脑结构也有关系,越偏向独立的那一段,额叶与自我加工相关的脑区的灰质体积也越大(The Neural Basis of Independence Versus Interdependence Orientations: A Voxel-Based Morphometric Analysis of Brain Volume)。
一个科学理论的生命力,体现在它能否激发更多的后续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Markus & Kitayama的这篇理论文章是文化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之一。
此外,通过这个框架还可以解释很多生活现象。比如网上经常有人吐槽,父母对自己的生活干涉太多,所谓“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似乎是中国式父母的一种常态。其实,根据自我构念的理论,在东方人眼中,子女也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为了你好”,也就是为了ta自己好,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按照西方的思维体系来看,父母和子女是独立的个体,那么干涉得太多,就会侵犯到个人的独立性,那样就不太合适了。
更多信息可以参考我去年的live:《中国人眼中的自我与世界》知乎 Live - 全新的实时问答